延安革命纪念馆序厅。武利芳 摄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为凸显，中国共产党人要面对的，既有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共产国际解散等各类突发事件，也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各种反共阴谋、抗战胜利后的道路选择等各种现实挑战。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为此，我们党依靠铁的纪律和严的规矩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大会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第一次完整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紧接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绷紧政治记录这根弦

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人数较少且装备补给条件十分差的疲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余人、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以种种借口拒绝北上。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多次致电张国焘，劝告其遵从中央决议。但是张国焘却未听劝告，于1935年10月率军南下川康，并另立“中央”。

为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消除张国焘分裂党的不良影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和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批判。后来迫于中央压力和南下后的军事失利，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分裂主张，取消伪中央，同意率部北上。

“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的错误……”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同年9月，党中央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然而，张国焘依然执迷不悟，在1938年的清明节，趁着前往黄帝陵祭祀之机离开陕甘宁边区，投靠了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这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屡次挑战政治底线，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也警示所有党员，不讲政治，就犹如蒙眼走路，误入歧途是迟早的事。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193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中，这样殷切寄语青年学生。第二年，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为抗大首要的教育方针。

“四个服从”深入人心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章第十条第一款对“四个服从”作出明确规定。

这条保证党集中统一、始终坚强有力的重要规矩就诞生于延安时期。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四个服从”被首次提出。

“四个服从”的提出，除了与张国焘在长征期间分裂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相关，更与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直接相关。

和张国焘一样，王明也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

会后，王明被分配到武汉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他把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擅自发表，提出“六大纲领”，推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王明在武汉另搞一套，不执行中央指示，直至1938年夏季，不但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对全国抗战起指导作用的《论持久战》，反而将自己诬蔑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等意见，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预。王明“唱反调”的行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了强化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四个服从”的两个特性。一是纪律特性，毛泽东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最重要的四项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二是组织特性，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四个服从”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本次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四个服从”组织纪律从诞生起，就不断被“加固”。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此后，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都强调了这一纪律，并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武利芳 摄

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一批热衷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案件。比如，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再比如，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投机、攀附贴靠，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为什么延安整风要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呢？那是因为我们党已经成为群众性大党，不仅要领导自身的建设，还要负责根据地内的政府、军事、群众、经济、技术、文化等工作。但在这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各自为政、不尊重地方党委的现象。

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出现困难之后，边区党委和行政之间在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是关于开源还是节流问题上矛盾突出。1940年9月，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同志就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

另外，党的干部队伍增加了很多新党员、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存在一些矛盾，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倾向，影响到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了保证各个根据地独立自主做决定和党的团结统一，既增强活力又加强集中，迫切需要反对宗派主义。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标志着延安整风拉开了帷幕。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党以来第一份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明确规定，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

经过整风，陕甘宁边区和各分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取得积极成效，保证了全党行动的统一，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过整风，也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并以“四个服从”等党规党纪来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执记不严违纪必究

194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作出了解散边区师范学校总支部委会、教职员支部委员会及开除杨乐平等人党籍的决定就是一个例证。

1941年8月，西北局为与边区政府联系方便，要求与位于花石砭的边区师范学校对调地方，要求该校搬至西北局所在地北门外小砭沟阳崖。该校教职员支部开会研究，委员们均不同意与西北局对调地方，并以教职员支部委员会名义发出四份复写信件抨击西北局，措辞荒谬，性质严重，被定义为“反党事件”。

西北局常委会认为该校总支部委会、教职员支部委员会完全失去党的立场，不能再领导工作，遂将其解散改选，该校总支书记杨乐平等人党性丧失，被分别给予开除党籍、警告、严重批评等处分。西北局常委会还要求边区各级党委对这一处分决定进行讨论，充分释放了从严治党的警示震慑作用。

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教育功能也是延安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一大特点。例如，陈云曾专门撰文《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来批判一些新党员新干部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党的决定的现象。

1942年，中央组织部选派了10多名干部赴敌占区工作，有7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拒绝服从组织决定。9月，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撰文指出要通过加强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和组织决定讲价钱。

10月19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对公开拒绝分配的7名党员给予纪律处分，同时对勇于接受工作的9位同志予以奖励。

正是因为以严明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转载来源：陕西纪检监察